名家散文

朱自清散文: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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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,寫了一篇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;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,第三項說:

白話散文很進步了。長篇議論文的進步,那是顯而易見的,可以不論。這幾年來,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,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“小品散文”。這一類的小品,用平淡的談話,包藏著深刻的意味;有時很像笨拙,其實卻是滑稽。這一類作品的成功,就可徹底打破那“美文不能用白話”的迷信了。

胡先生共舉了四項。第一項白話詩,他說,“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”;第二項短篇小說,他說“也漸漸的成立了”;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,他說“成績最壞”。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;但從語氣上看,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?,F在是六年以后了,情形已是不同: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,如采用西洋詩的格律,但是太需緩了;文壇上對于它,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。胡先生那時預言,“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,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”;現在看看,似乎絲毫沒有把握。短篇小說的情形,比前為好,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。戲劇的演作兩面,卻已有可注意的成績,這令人高興。最發達的,要算是小品散文。三四年來風起云涌的種種刊物,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,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。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?!稏|方雜志》從二十二卷(一九二五)起,增辟“新語林”一欄,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。夏?尊,劉薰宇兩先生編的《文章作法》,于記事文,敘事文,說明文,議論文而外,有小品文的專章。去年《小說月報》的“創作號”(七號),也特辟小品一欄。小品散文,于是乎極一時之盛。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“復胡適的信”(《真美善》一卷十二號)里,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:“第一是小品文字,含諷刺的,析心理的,寫自然的,往往著墨不多,而余味曲包。第二是短篇小說。……第三是詩。

……”這個觀察大致不錯。

但有舉出“懶惰”與“欲速”,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,那卻是不夠的?,F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:所謂“懶惰”與“欲速”,只是它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面;它的歷史的原因,其實更來得重要些。我們知道,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為正宗;散文的發達,正是順勢。而小品散文的體制,舊來的散文學里也盡有;只精神面目,頗不相同罷了。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為準,如序跋,書牘,贈序,傳狀,碑志,雜記,哀祭七類中,都有許多小品文字;陳天定選的《古今小品》,甚至還將詔令,箴銘列入,那就未免太廣泛了。我說歷史的原因,只是歷史的背prefer景之意,并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。胡先生說,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,“可以打破‘美文不能用白話’的迷信”。他說的那種“迷信”的正面,自然是“美文只能用文言了”;這也就是說,美文古已有之,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。周先生自己在《雜拌兒》序里說:

……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,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,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,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,雖然后代批評家貶斥它為淺率空疏,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*的表現,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。以前的文人對于著作的態度,可以說是二元的,而他們則是一元的,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,……以前的人以為文是“以載道”的東西,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;現在則又把它統一了,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于消遣,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,或是聞了道。……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——與明代的有些相像,正是不足怪的,雖然并沒有去模prefer仿,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,又因時代的關系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,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。

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,頗為扼要,且極明通。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,在舊來的散文學里,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。但我們得知道,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,還是外國的影響;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。我們看,周先生自己的書,如《澤瀉集》等,里面的文章,無論從思想說,從表現說,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?——至多“情趣”有一些相似罷了。我寧可說,他所受的“外國的影響”比中國的多。而其余的作家,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,像魯迅先生,徐志摩先生。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,詳細節目,原要由各人自定;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,歷史的背景并不因prefer此抹殺的。但你要問,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,為什么新文學的初期,倒是詩,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?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。這反動原是好的,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,你看,它們支持了幾年,終于懈弛下來,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。這種現象卻又是不健全的;要明白此層,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。

分別文學的體制,而論其價值的高下,例如亞里士多德在《詩學》里所做的,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,包孕著種種議論和沖突;淺學的我,不敢贊一辭。我只覺得體制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,但從一般見地說,各體實在有著個別的特性*;這種特性*有著不同的價值。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,小說,戲劇相比,便可見出這種分別。我們可以說,前者是自由些,后者是謹嚴些:詩的字句、音節,小說的描寫、結構,戲劇的剪裁與對話,都有種種規律(廣義的,不限于古典派的),必須精心結撰,方能有成。散文就不同了,選材與表現,比較可隨便些;所謂“閑話”,在一種意義里,便是它的很好的詮釋。它不能算作純藝術品,與詩,小說,戲劇,有高下之別。但對于“懶惰”與“欲速”的人,它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制。這便是它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。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,還當從純文學下手,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;所以說,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。——希望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,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,至少和散文學一樣!但就散文論散文,這三四年的發展,確是絢爛極了:有種種的樣式,種種prefer的流派,表現著,批評著,解釋著人生的各面,遷流曼衍,日新月異:有中國名士風,有外國紳士風,有隱士,有叛徒,在思想上是如此?;蛎鑼?,或諷刺,或委曲,或縝密,或勁健,或綺麗,或洗煉,或流動,或含蓄,在表現上是如此。

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,是個平凡不過的人。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,所以一向寫不出什么好東西。我寫過詩,寫過小說,寫過散文。二十五歲以前,喜歡寫詩;近幾年詩情枯竭,擱筆已久。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《戰爭》,說我不能做抒情詩,只能做史詩;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。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,便越發懶怠起來。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?,F在翻出來看,《笑的歷史》只是庸俗主義的東西,材料的擁擠,像一個大肚皮的掌柜;《別》的用字造句,那樣扭扭捏捏的,像半身不遂的病人,讀著真怪不好受的。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;不用說長篇,就是短篇,那種經濟的,嚴密的結構,我一輩子也學不來!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,使它們各得其所。至于戲劇,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。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。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,而又不免有話要說,便只好隨便一點說著;憑你說“懶惰”也罷,“欲速”也罷,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這種體制。這本小書里,便是四年來所寫的散文。其中有兩篇,也許有些像小說;但你最好只當作散文看,那是彼此有益的。至于分作兩輯,是因為兩輯的文字,風格有些不同;怎樣不同,我想看了便會知道。關于這兩類文章,我的朋友們有相反的意見。郢看過《旅行雜記》,來信說,他不大喜歡我做這種文章,因為是在模仿著什么人;而模仿是要不得的。這其實有些冤枉,我實在沒有一點意思要模仿什么人。他后來看了《飄零》,又來信說,這與《背影》是我的另一面,他是喜歡的。但火就不如此。他看完《蹤跡》,說只喜歡《航船中的文明》一篇;那正是《旅行雜記》一類的東西。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。我自己是沒有什么定見的,只當時覺著要怎樣寫,便怎樣寫了。我意在表現自己,盡了自己的力便行;仁智之見,是在讀者。

1928年7月31日,北平清華園。

(原載1928年11月25日《文學周報》第345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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